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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院杨志勇:中国死亡税率是假 企业税负难题是真  

2016-12-23 11:42:20|  分类: 专家与学者观点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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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22日23:19 新浪综合
     【经济ke】“死亡税率”是假,企业税负难题是真

  来源:微信公众号 侠客岛

  【侠客岛按】

  这几天,因曹德旺的一番真话,让舆论场掀起中国企业税负问题的大讨论。其中某些人对曹德旺“跑路”的指控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企业家为了盈利,出国投资,都是正常的市场行为,非要用爱不爱国的帽子一顿臭批,显得粗暴无理。中国的资本布局全球,对企业发展是好事,也是国家鼓励的事。但我们更要担心的是,现在的舆论场每每以怂人的概念、标题吸引眼球,却早已失去讨论的耐心,这才是每一个舆情热点过后,我们头脑中的知识却毫无长进的根本原因。

  每次争吵只是落了满地鸡毛,却没有铺就道路。

  今天,经济ke(侠客岛、中国经济周刊联合出品)推荐一篇文章,说得很公允。中国以间接税为主,所以企业税负重,而美国以直接税为主,个人税负重。如果中国要减轻企业税负,可能在直接税上加码,这不,最近已经有舆论在讨论房产税出台的问题了。不过,文中涉及一些税收的专业知识,岛上的会计岛友们读起来应该不费力,其他的嘛,努努力看看。

  最近,关于中国“死亡税率”的问题引起社会各界的热烈讨论。有学者认为中国税率已经让企业处于死亡边缘,有学者以民营企业税负数据为依据,说明中国企业已经不堪忍受等等。不能说这些学者的说法没有依据,但说中国企业面对的是“死亡税率”,这个结论略显仓促。

  如果“死亡税率”的说法成立,我们就无法解释多数企业都还健在的事实,或者只会得出多数企业要靠逃税才能过日子的结论。显然,这不符合事实。“死亡税率”的传播噱头远大于实质。但是,我们不应该漠视社会对企业税负问题的关注。中国税制需要优化,而且需要一次根本性的改革。

  中美税制之别

  税负问题是社会的痛点。

  过去若干年,《福布斯》杂志曾把中国列为世界上税负第二重的国家。后来,经过多年的讨论,人们终于认识到那个税负是为特定人群计算的。而且,简单地将各种最高税率加总在一起计算所谓“税收痛苦指数”有很多误导,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适用最高税率。

  但这一次税负的争论,又有点不同。

  曹德旺谈论在美国投资的税负时,指中国税负比美国高。就间接税而言,曹德旺所言非虚,主要是因为中国的税制结构不同于美国。要真正比较税负的轻重,需要将间接税和直接税加总

  中国以间接税为主,美国以直接税为主。间接税税负比美国高,也是正常的。因为间接税为主的国家,税收收入主要来自企业。直接税为主的国家,税收收入来自个人的部分较多。这样,企业在直接税为主的国家感受到更轻的税负,本来就很平常。

  企业生存需要考虑方方面面的因素。曹德旺谈到在美国的经营成本时,也说到美国用工成本,特别是蓝领工人成本高,是中国的8倍,而且在福耀投资的企业中,蓝领工人年龄较大。他还说到美国的物流成本问题。由曹德旺引发的关于中美企业经营成本的对比,不仅是企业投资需要考虑的问题,而且对于一国税收制度和其他具体制度的设计、公共政策的选择都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对于这类问题,应有的态度是正视,而不是逃避。

  企业投资择址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除了考虑成本之外,还得考虑企业产品的市场。市场距离是个问题。在销售地生产,可以更靠近市场。跨国投资有时更多的是为了躲开贸易壁垒,包括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企业为了谋取最大利益,会通过各种方式降低成本。

  减税,为何有的效果不明显

  中国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减税是重要内容。

  “营改增”试点按照设计的方案,应该是不增加税负或实际税负。减税是有测算的,预计减税额的确定也有充分的依据。一年预计减税5000亿元,不见得最后运行的结果就是减税5000亿元。特别是,减税往往在不同经济主体之间有很大差异。

  比如,“营改增”试点开始后,有的经济主体会感受到减税,但也有经济主体的税负不降反升。那么,“营改增”试点前后企业税负到底是增还是减?

  “营改增”试点方案起初将企业税负不增加作为改革的目标之一,后来将这一目标确定为行业税负不增加,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营改增”中的“税负”问题仍然存在。行业税负不增加在实际操作中仍然需要有抓手,这种抓手很容易又转换为企业税负。

  具体的企业税负受到多种因素影响。

  “营改增”之后,企业销项税额(以企业销售额或交易额为依据计算的增值税额)与原先缴纳的营业税具有可比性,但是在特定时间段,企业实际应缴纳的增值税还要取决于进项税额(企业购进的商品和服务所支付的增值税),进项税额只要符合条件,基本上都能得到扣除,即企业最终所缴纳的增值税额等于当期销项税额和当期进项税额之差。“营改增”全面试点之后,新增不动产的进项税额也可以抵扣。不动产价高,所对应的进项税额大,即使进项税额分期抵扣,也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如果当期进项税额超过当期销项税额,那么根据计算,企业当期的应纳税额就为负数,这个数留待以后抵扣,企业当期实际应纳税额为零。

  看不懂?举个栗子——

  某个餐饮企业一般纳税人,今年11月营业额为200万元

  “营改增”前:

  月应缴营业税10万元(200×5%)

  “营改增”后:

  销项税额:   11.32万元=200/(1+6%)×6%

  进项税额:  2.3万元=原材料20万元/(1+13%)×13%   

  1.45万元=酒水、饮料10万元/(1+17%)×17%

  (注:1.营业额和采购金额均含税价,进项已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并认证通过,下同。2.暂忽略水电费、无形资产等其他项)

  该月应缴增值税为7.57万元(11.32-2.3-1.45)

  假如该企业11月取得不动产500万元(适用税率11%),可抵扣进项税额49.55万=500/(1+11%)×11%。分两年抵扣,第一年抵扣60%,为29.73万元。则该月应缴增值税 -22.16万元(11.32-2.3-1.45-29.73),即该月无须纳税,待以后每月继续抵扣,直到出现正值时再开始缴纳增值税。

  (可怜见,为举这个栗子,岛妹都动用了地税亲戚的关系了……)

  这在缴纳营业税的时代是不可想象的,只要有交易,就有应纳营业税额,且通常不太可能为负数。这样,“营改增”之后,只要企业当期进项税额多,那么在这一特定时期,企业的税负很可能就会下降;如果企业当期进项税额少,那么在这一特定时期,企业的税负可能就上升。因此,简单地进行税负的短期比较,很容易出现偏差。

  有可比性的同一营业周期的税负比较,如果考虑到固定资产折旧需要较长时间,那么,合理的税负比较需要覆盖最长的固定资产折旧期。也就是说,要比较年度税负,需要对固定资产折旧所对应的进项税额做同步摊销才合理。此外,各种购进商品和劳务所对应的进项税额也需要在各期进行合理分配。只有这样,“营改增”前后的税负比较才有真正的意义。

  总之,同一营业周期内的税负比较,也会遇到许许多多难以想象的难题。现实中,一个月、三个月、半年、一年的“营改增”前后税负比较,虽然简单,但也容易造成税负评价的偏差。

  以上所说的是企业规范纳税可能遇到的情形。不可否认,一些企业在缴纳营业税的时代,很少或几乎不缴纳营业税。随着“营改增”的进行,如果企业不再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那么下游企业得不到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抵扣,就可能不会选择交易。所以,对于原先不缴纳营业税或缴纳很少营业税的企业来说,“营改增”之前的税负为零或很小,但“营改增”之后的税负可能变高。这也容易有税负判断的误差。

  当然,要让社会真正感受到减税,最好的办法还是加快增值税改革步伐,简并和下调税率,将增值税的两档基本税率17%和11%合并为一档,并确定为11%以下的水平,宜定为10%左右;两档低税率13%和6%合并为一档,并确定为低于6%的水平,宜定为5%左右。税率的大幅下调,可以让减税政策更加明显。

  税收外的收费和基金

  中国企业赴美国投资以及各类“走出去”,是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融合的表现,值得鼓励。如此,中国税制改革就不能只考虑自身因素,而且还要考虑到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大国的因素。尤其是美国。考虑到特朗普上台后要强力推行制造业复兴计划,中国面对的税收制度竞争形势会更加严峻。

  中国要有合理的对策。

        中国不能简单以欧洲的增值税税率比中国还要高为由,就不去优化增值税制。实际上,中国企业感受到税负高,还有税收之外的因素。土地价格、能源价格、各种行政性收费以及政府性基金等,这些对企业的负担也不可小觑。中国能源价格处于高位,与节能减排政策有关,但节能减排难道就一定要通过涨价而不是技术改进来解决吗?各种收费和基金多了,即使税收只是多出一点点,企业的税负痛感也可能增强,税收可能成为压垮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那么,各类收费和基金能不能不收或少收些呢?

  基于社会对企业税负问题的关注,特别是民间投资下滑,重新思考中国税制更有意义。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逐步提高直接税收入比重”,很大程度上就是要降低企业间接税的负担。不折不扣地落实减税政策并深化税制改革,让企业在轻税环境下更好地成长,是当务之急。

  文/杨志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税收研究中心主任)

        

死亡税率提出者李炜光:我国多数企业税负超其承受能力

         2016年12月23日00:52 中国产经新闻报
        “死亡税率”提出者李炜光:我国多数企业税负超其承受能力

  本报记者 杨泥娃报道

  不断“出走”的制造业引起了许多思考,而税费负担则成了众矢之的。

  近日,关于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投资10亿元在美国建汽车玻璃厂的新闻引起了舆论的广泛讨论。而与此同时,富士康母公司鸿海集团也于近日发布公告称,正在评估美国地区潜在的投资机会。于是,很多人称“曹德旺要跑了”、“富士康也要跑了”。

  对此,曹德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美国没有增值税,只有40%的所得税,再结合各项生产成本计算,相较于在中国生产,在美国生产总利润会多出10%。在国内制造的成本上升成了曹德旺考虑搬迁的原因。

  而就在今年上半年,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李炜光率领课题组对民营企业家税费负担进行了调研,期间与100多位企业家座谈。调研初步结果显示,企业家认为税收负担很重和较重的比例很高,达到87%。

  李炜光表示,目前30%-40%宏观税负对企业来说过高,甚至可以称作“死亡税率”。因为我国大部分企业利润率不到10%,30%-40%的税费负担会导致大多数东部沿海加工业企业处于困境之中,甚至亏损倒闭。

  对于李炜光这份“恰逢其时”的调查研究,以“死亡税率”来判定中国宏观经济的发展是否过于偏颇?尽管一些选择离开的制造业企业依然会将中国作为业务重心,但这也留给我们许多反思,接下来的税制改革又该如何走?

  对此,《中国产经新闻》记者对李炜光教授进行了专访。

  近年我国“总税率”居高不下

  《中国产经新闻》:激发您对“民营企业家税费负担过重”这一课题进行研究的原因是什么?

  李炜光:当前有很多民营企业家反映他们的税费负担太重,这种声音听到的太多了,也引发了我的担忧:国内宏观经济下行的状况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缓解,是不是跟企业税负等有关?我们都知道,如果企业的发展状况不好,那么宏观经济层面的发展就会受到影响。

  《中国产经新闻》:对于得出“死亡税率”这一结论您的研究方法是什么,或者说这一研究过程是怎样进行的?

  李炜光:我们主要是通过做调研,设计调研问卷,搞问卷调查,召开座谈会等形式,通过调研东北、中南、东部等几个区域,加起来总共500个左右的企业样本,通过跟企业家面对面的交谈得出了这些信息。

  如果用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中的“总税率”指标来衡量我国企业所承担的税负,就可以很明显看出结论。总税率是指企业的税费和强制缴费占商业利润的比例,2014年和2015年,中国的“总税率”维持在68.5%和67.8%的高水平上,不仅高于发达国家也远高于同类发展中国家。

  《中国产经新闻》:您认为税费过高会直接造成企业走向“死亡”,这是否有些过于夸大税费对企业发展的影响了呢?

  李炜光:我所做的研究内容就是关于税负调查,所以我要从税收问题谈起。现在企业普遍存在利润率太低的问题,当前的税制设计很少考虑到企业的利润问题。无论是生产还是经营,只要是开发票就要交税,而不考虑利润问题,这样的税制设计显然是有问题的,加上各种强制性收费,这些相加会大大超过企业利润。如果一个企业的利润空间大,那么它的创新、投资能力就会更大,发展能力就会更强,你说税收与企业生存有没有关系呢?

  我们在调研中发现了几个以往大家都不太注意或较少涉及的问题:第一,企业家选择频次最多的两种最不合理的税分别是企业所得税和与房产相关的税,这两种税并不是企业家缴纳数额最多的税,但显然这类“不起眼”的税在征收过程中给企业家带来了较大的困扰;第二,企业家普遍认为征税程序和税制设计等因素对企业的影响超过税率,这跟以往我们对“税负”的理解多少有点不一样,实际上更合斯密对税收基本原则的阐述,也说明我国企业家对税负的判断也没有停留在直观层面;第三,认为税收负担很重和较重的企业家比例很高,达到87%,认为税负可以接受的仅占8%,认为较轻和很轻的仅占1%,反映出我国总体税负水平可能已经严重拖累了企业经营;第四,在回答税负占营业额比重多少为宜的问题时,有40%的企业认为应该占到10%以下,56%的企业认为应占到10%至20%之间。这说明,我国大多数企业的税费负担超过了他们的承受能力,是对过重税费征收的一种委婉的抗议。

  为企业减税还有空间

  《中国产经新闻》:您认为造成目前国内企业税费负担过重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李炜光:主要还是设计制度的思维方式,如果能够通过调节税收把企业搞活了,让企业更有力量去发展,那么宏观经济的复苏也没有问题。

  美国的减税力度在里根时代就很大,时至今日,美国都在享受里根时代的减税红利,里根政府甚至引领了上世纪80年代全球性的减税运动。实施这种减税政策,一则,带来了经济的繁荣;二则,带来了新技术与信息革命,包括我们现在说的数字技术繁荣,都跟当年主张减税的里根经济学有直接关系。

  因此,我们需要改变一些制度设计的传统思维,多从企业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中国产经新闻》:实际上,当前政府也在提倡“减税”,例如“营改增”等“减税”政策也在不断推出,您觉得结合当下的实施效果来看,实际作用如何?是否还有待加强?

  李炜光:中央对于“减税”的决策是非常好的,这是切中了中国当前经济发展的需要。

  对于如何把减轻税负的问题落实在实际中,还有几方面需要考虑:第一,所得税还存在下调空间。企业家反映所得税重,是我们在调研之前所没想到的,因为所得税是非常小的一个税种,但显然这类“不起眼”的税在征收过程中给企业家带来了较大的困扰。所得税涉及企业留利多少的问题,不是说企业留利多就都拿去消费了,企业家会有自己的打算,未来的投资创业、技术创新,都需要给企业家留下充足的资金。所以,我们主张所得税也应该减轻。

  第二,流转税存在转嫁不出去的可能。一旦转嫁不出去,这会成为企业实际上的税收负担。将这部分算在企业总税率的分子上,然后再除以企业的净利润,就会清楚看到企业的负担到底有多重。

  第三就是五险一金,这在中国叫职工福利,但本身在国外叫劳务税,本身性质是税收,雇主对雇员要缴纳强制性税收,如果这个不降下来的话,企业的利润空间依然是个问题。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方面有待加强,由此可见企业确实还有很大的减税空间。

  “减税”之外还可“轻税”

  《中国产经新闻》:您对于接下来的税收制度改革有哪些意见或建议?

  李炜光:未来是直接税改革要发力,不仅仅是“减税”,未来更是要“轻税”,“减税”是政策,“轻税”是机制。仅仅靠“减税”的话,今年减下来,那么明年、后年呢?特别是以后要实行直接税改革,如果加了新税的话老税还要重新改,因此减税是必由之路,为未来税制改革留出空间。

         “轻税”是要作为一种制度来建构的,国外有很多这方面经验,比方说遇到经济衰退,税收就要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施行减税或者退税的机制。这需要一定的体制建设包括政府以及国民共同参与才能发挥作用。

  虽然对于我们来说,建立这样的机制还很遥远,但从理念上我们要转变一下,中国从历史来说就是重税国家,我们不仅需要花很大成本去运行,也给企业家们造成很大负担。实际上,美国征收的是财产税,没有流转税,因此它的税收调整体现在后半程,所以无论什么样的产业发展都可以适应这种机制。

  尤其是当前兴起的数字经济革命,这些互联网企业并没有大量的物理成本,不需要存货,产业链条很短,最大的支出就是人工成本,需要人工知识的整合,而在这一方面目前的增值税不能抵扣,因此对于制造业来说显得很“吃亏”。从宏观层面来说,从数字经济不断兴起的发展趋势来看,我们亟待从根本上改善当前的税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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